从志愿军战俘到崆峒高僧

他曾经是我们共和国新政权的一位年轻乡长，他曾经扛着枪，跨过鸭绿江，在朝鲜战场上经受过血与火的磨炼。但是，他只能算一位失败的英雄，在不幸负伤后，他成了一名屈辱的战俘。在中国人固有的眼光里，战俘营里是造就不出好汉的。惟一能证明他清白的是他在离开南朝鲜战俘营后，又在那座孤岛上坐了将近四年牢房。其实，牢狱和所有苦难一样，都不应该成为失败者的专利。

也许是命运的昭示，也许就是那份佛缘，他终于让自己生命的航船驶上了一条了却尘世间一切烦恼一切苦难的不归路——他出家了，他在台湾当上了和尚。
台湾和尚和大陆和尚都是和尚，但他的回归却是一种必然，一种命中的注定。坚定的佛性和未断的尘根往往并不矛盾。在囚徒苦难里，他始终怀念着他心目中的故土，怀念着那片贫瘠而又丰厚的黄土高坡，怀念着黄土山岭所簇拥着的那堆珍贵的绿色——崆峒山。崆峒山是北方名山，是黄帝和广成子探讨治身之道处，集道、佛、儒为一体。他知道，那是自己生命永恒的所在。

他终于归来了，带着一个游子的忠诚，带着一个教徒的虔诚，还带着一个战士对领袖毛泽东的一种古典式的狂热崇拜，他归来了。
他便是我们的主人公释会善，俗名张旗。我们将他介绍出来，呈现给读者一个顽强的生命，呈现给读者一颗孤独而苦难的心。

那是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那个日子出现在一九八七年秋初的七月里，中国和日本友谊的使者——“鉴真轮”在神户起锚，徐徐离港。这时候的神户被早晨的秋阳镀上了一层余晖，港湾里，波澜不兴，平静得如同一面镜子。轮船的后甲板上伫立这一位年老的憎人，他那微闭的眼睑颤抖着，那是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不让那即将夺眶而出的泪水掉下来。他知道，一踏上“鉴真轮”，一只脚就踏进了祖国的门槛，他希望自己那颗淡泊的心不要再激动，但他却不能够，他的佛性太浅，尘根未绝，他还有尘世间的喜怒哀乐。

轮船出港，行驶在太平洋上，清新而咸湿的海风迎面扑来，吹落了满眶的苦泪，他要睁开眼看一看，看一看这无边的大海，就像他这一生所漂流过的无边苦海一样。不过，现在，泊岸的日子就要来临。

这时，他耳边响起了一个和善的声音：“师父从何处来?”
“从来处来。”他重复着佛家的偈语。
“师父到何处去？”
“到去处去。”
“师父家居何处？”
“四海为家。”
“师父为何流泪?”
“出家人，哪有什么眼泪?”憎人转过身来，他就是释会善。他打量看面前这位长得富态而又端庄的中年人，“先生在哪里做生意?”
中年人哈哈一笑：“做生意？能做生意就好了，我们这些国家干部，身不由己啊。”
一听“干部”二字，会善心中一楞，这是他耳边久违了的一个词，想当初，他在老家当乡长的时候，不也算是个“干部”么。
“那，先生这次到日本有何公干？”会善问。
“考察。”中年人唉了一声，“人家先进嘛，我们不如人家，就得甘当人家的小学生。师父也是出去考察日本的佛教么？”
“不是，贫僧只是路过日本。”他虽然是路过，却在日本看到了不少东西，除了东京，他还去了京都，拜谒了不少寺庙，上了富士山，还有大阪、神户，其实，他这是第二次路过日本。第一次是在三十年前，他从南朝鲜被押往台湾时，曾从空中俯瞰过日本列岛夜晚的灯火，飞机还在日本的一个小岛上的美军基地作过短暂的停留，可能是给飞机补充燃料，但他却未能用脚去亲自踏一踏那个岛国的土地。

“师父是从美国来？”
“不是。”
“是从东南亚来？”
“不是。”
“哪是从……”
“台湾，我从台湾来。”
“台湾也有…不，不，我是说，师父。您是个台湾和尚?”中年人吃惊了。
一听说从台湾来了个和尚，甲板上的其他旅客都围了过来，想看个稀罕。
“老家在大陆？”中年人又问。
会善点了点头。
“这次是回老家探亲？”
“探什么亲啊，落叶归根嘛。”会善十分伤感。
“落什么叶归什么根嘛，台湾那么富的地方不好好呆着，你回去找什么罪受……”中年人真心地惋惜着。
会善有些吃惊了，他没想到从共产党的干部嘴里能听到这样的语言。
“台湾富，台湾也有穷人，台湾好，台湾也有过得不好的人。我一生第一是信佛，第二是信毛泽东……”
“毛泽东早就死了。”围观的人群中有人插话。
“我佛不灭，毛泽东不会死。”会善说。
围观的众人哈哈大笑，不知是笑会善的固执，还是在笑他的无知。
“师父从台湾带了多少钱回大陆?”还是那个插话者，他是一位很有些风度的年轻人。
“两袖清风。”
“唉，师父你错了，大陆还很穷，化缘是化不到什么钱的。”年轻人说。

会善的心又一次被刺痛了。从他和大陆人的接触中，几乎所有时人都在谈钱。他记得那天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里，一位女士曾经问过他：“你带多少钱?”他说没有。 那女士又问：“有黄金么?”会善生气了，他把两只罗汉靴一脱，甩在了地上说：“在这里头！统统都在这里头！”两只破旧的靴子在地上发出阵阵臭气，弄得那位女士很尴尬。“那……你今晚上住在哪儿呢?”会善往地上一坐，气呼呼地说：“我就住在这里。”他真的是个穷和尚。后来，还是大使馆的人给他凑了三万日元，才买了一张从神户到上海的船票。现在，又面对这些望钱欲穿的大陆人，会善有些茫然了。
“师父你是什么时候去的台湾？”有人问。
这是会善心中的伤痕，心直口快的他没有马上回答。
“是被国民党抓丁去的么?”又是那个中年人，他很会察言观色。
“不是。”
“是解放前流落出去的？”
“也不是。”
“那是……”围观的人都期待着。
“我是志愿军……”会善始终没有说出“战俘”二字。
围观的人群都异口同声地“啊”了一声，像拍岸的惊涛，把会善定定地怔在了那里。
“师父，你还不了解大陆的情况……”中年人说。
“师父，船到上海，你不要下船，再买张票回去。”年轻人说。
“回去？！回哪去？”会善一听叫他回去，才吃惊地抬起了头。
“台湾呀。”
“不！我不回台湾！”会善几乎是吼了起来，“二十年了！二十年我日日夜夜梦想着回来，现在回来了，我什么都不怕，台湾和尚是和尚，大陆和尚也是和尚，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和尚。”
“可你曾经被南朝鲜……被美国人俘虏过！你不知道，我们中国人对当过战俘的人……”年轻人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
“战俘！当过战俘有什么了不起？你们看”会善说着，就挽起他宽大的佛袍袖子，露出了双臂，“这就是战俘！战俘也是人哪！”

那是一双墨迹模糊、斑痕累累的双臂。
“你们知道这上面原来是什么字么?这边是’反gong复国’，这边是’杀猪(朱)拔毛’，是狗特务用电棍把我打昏过去后刺上去的。三十年来，我天天用刀子刮它，用锥子凿它，用火烧它，弄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没有丢脸，没有投降，我一句软话没有说过，我怕什么！”

围观的人一阵唏嘘声。当时，中国大陆虽然已经实行改革多年，门户已经大开，归国台胞越来越多，但那大多是些回来做生意的，回来投资办企业的，或者是没有什么政治问题的，或者是很有点政治背景的，像会善师傅这样当过人家俘虏的回来，这个时候还少见。人们也就少见多怪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甲板上发生的一切早被“鉴真轮”的船长魏仁助先生看在了那里。这时，他走了过来，大声说道：“旅客同志们，我们今天乘坐的这条船是以唐代高僧’鉴真’技师角名的，当年，鉴真大师不辞千辛万苦，渡重洋，去日本传道授法，为中日人民的友好交往做了开拓性的贡献。今天，位师父又乘上这条船回归祖国，这也是一种缘份．我代表’鉴真轮’全体朋员表示欢迎。为了这种缘份，我决定，本轮为有幸乘上这条船的全体旅客免费供应一顿午餐。”
甲板上传来了旅客们的欢呼声。

后来，魏仁助和会善师傅还有信件往来，魏仁助曾为一位朋友想出家的事去信求教过会善师父。就是那两位和他辩论过的中年人和年轻人也都成了他的朋友。年轻人在上调码头见到来接他的妻子后，首先把会善师父介绍给她，并多买了一张去北京的车票，把会善带到了北京，还领着他参观了北京的名胜古迹，这位年轻人是北京医学院的高才生，他刚刚从日本学成归国。

他终于望见了海岸，在遥远的海平线上，那青黛色的海岸线像一道长城，那是他思念中的故土。海水开始由蓝变绿，由绿变黄，并且越来越混浊。“鉴真轮”驶进了长江口，驶进了黄浦江，他看见了浮在黄浦江面上的浦西和浦东那些林立的楼，那就是大上海。

然后他又去了北京，接待他的是国务院对台办。
然后他又去兰州，接待他的是甘肃省对台办。因为他此刻的身份是“台胞”。

就是他流连在风景如画的首都北京的时候，他的黄土包裹着的故乡甘肃省静宁县却显得并不十分“宁静”。一会是省上的电话来了，一会是地区的电话来了，好生了得，这苦甲天的黄土高坡上要回来一位“台胞”！什么“台胞？”台湾不是还没解放么！是回来探亲，还是回来投资？还是个和尚？！台湾和尚化缘化到这鸟儿都不落脚的穷地方来了……什么什么？是静宁人，还当过共产党的乡长？！要回老家定居……县上的领导被这些不断传来的信息弄得眼花缭乱。但我们的权力机关在对于人的了解方面堪称世界之最，不久，来龙去脉便一目了然：这位回国台胞叫张旗，是本县红寺乡丈子头村人，解放后曾任红寺乡新政权的第一任乡长，后不知何故离职而去，不久便在外地参加了自愿军赴朝作战，以后便杳无音讯。直到一九六三年，从香港九龙转来过他的一封写得没头没脑的信（他的这封写得有点“鬼鬼祟祟”的信给他老家的亲戚曾经带来过一些麻烦），没有想到他如今当上了台湾和尚。你在台湾当和尚就好好当去，回到这干山沟里来干什么？话是这么说，上面布置的任务还得一件件落实，如何接待，如何宴请，如何座谈，如何安置，每一件都有得费思量。空虚黄土高坡上什么大人物都接待过，就是还没有接待过归国的“台胞”。经研究，最后确定，九月十四日，县上派专车去省城里接那位叫张旗的“台胞”。住县委招待所；九月十五日在县委二楼会议室开座谈会；九月十六日派专人送回红寺乡丈子头村他外甥家……还有许多注意事项：接待要热情、大方、细致、周到；座谈会要轻松，不能录音，以免引起“台胞”猜疑；做好其亲戚的工作，不要谈文革中因他受冲击的事。并且不要向他张口要钱物（其实，张旗身上没钱也没物），等等等等。

七十三是张旗的小名，因为他出生在祖父七十三岁的那一年，其实，张旗原来也不叫张旗，而是叫张琦，是参加志愿军那一年改的，意思要永远张扬起五星红旗。

九月，和七十三是个极有线分的月份，一九二四年的九月，他就降生在那片穷困而又尚武的土地上。他爷爷据说在董福祥手下跟蒙古人打过仗，在呼和浩特的战场上，肚子被蒙古人刺破，肠子流了一地，他边战边诅，拖着肠子又厩杀了两三里才回到首中。祖父的勇猛常常鼓舞青年轻的子孙们。红寺除了是个尚武之乡而外，还是个寺庙相这香火相连香火极盛的地方。张旗从小就受着那种佛教气氛的熏阳。他少年时多次外出流浪，求神拜佛。十三岁时普上过一次离家乡不远的崆峒闹山，看着那连绵的道观和寺庙耸立在巍峨的峰峦上，飘浮在白云间，他便把他酌Ib留在那里，他也把他的佛根种在了那里。
岁月蹉跎，当他那次结束流浪回故乡时，满身破烂满脸疲备的他在县城的大街上游荡，忽然，耳边传来了一个亲切的声音：“同志！”当时他还不知道“同志”这个词的真正含意，还以为有人在叫姓同名志的哪个人呢。“老乡，我是在叫你哩！”那声音又响起来。他回头一看，身后是一位眉清目善的中年人，这个中年人后来成了改变他的运的最重要的角色，他就是解放后静宁县的第一任县长于光。

没有想到一声“同志”就把这个饱经沧桑的流浪汉请进了革命队伍里。后来，就是这位于县长将张旗介绍给一位区委书记刘通政当通讯员。这是一九四九年八月里发生的事。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加入了共产党，并被派往他的老家红寺乡当乡长，也就是我们共和国在这个乡里的第一任乡长。这一点，静宁县委组织史资科上有着明朗的记载。

这位叫张旗的乡长工作起来十分卖命。他年轻、气盛，办事大刀阔斧，执起法来六亲不认。他亲娘舅曾任国民党的保长，他和群众一起批斗了他，后来，他舅母因历史问题被送住新疆劳改。他回老家后，舅仍然怀恨在心，一直不和他说话。因此，在乡民中颇有口碑，被人称为张大炮，有时又叫他张楞，在当地人的眼中，这绝没有贬意。

对于他的“离职出走”，在张旗那遥远的记忆里，又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刚刚解放的静宁，各种反动会道门泛滥，尤其是一贯道的活动十分猖獗，他们常常明火执杖，杀人抢劫。有一天，一位叫冯世杰的人来乡上报告说山上有一贯道在活动，他便和冯立即上山。那是一座黄土围成的吉堡，他们转了一圈，没有发现异样。晚上，他们又去了，还没进土堡的大门，突然，从土堡里冲出一条狗，狗一叫，一群人使相继跟着冲了出来，张旗就地一滚，便躺在了路边的水渠里。有人从他头顶跨了过去，有人从他身上踩了过去，终于有人发现了他。立刻，他被蒙了双眼，五花大绑，背上压上了重物，被拴在了马尾巴上，马儿得得地往前走，他也踉跄着往前跑。跟不上了，他便横躺在地上。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在吼：“你装死，老子先宰了你，再回去选协舅妈上西天”。

“看不见路，叫我怎么走?”张旗说。
“算了，把那布布子取掉，量他也跑不了。”另一个声音在说。
蒙眼布被取掉了，满世界那是黄土峁梁，他也辨不清这是什么地方。仍然被拴在马尾巴上，仍然是晚上走，白天歇。他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有多少，也不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一贯道，还是土匪，或者是残余的国民党部队，或者是道匪一家。他们有的拿抢，有的享刀，有的拿棍棒，完全是一副残兵败将的模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一天，他的双眼又被蒙上了，但耳边响起了一条大河奔流的声音。一个匪徒问：“大家都排着队坐羊皮筏子，这家伙怎么办？”
“干脆把他的血给放了。”一个声音提议着说，似乎没得到响应。

“算了算了，我看把他放了，前几天，他也放过我们的人。”这好像是一个善良的小头目的声音。是的，几天前，他曾经手下留情，放走了一个女一贯道道徒。朋天，在红寺乡的李家堡子，他听说一贯道要在那里开会。他便和冯世杰装成道徒混了进去，跟着大家吃了饭，就听说晚上要“接神”。“神”降临的时刻，让大家都闭上双眼，其实，此刻屋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一片漆黑，睁着眼什么也看不见。当大家在道长的指挥下重新睁开两眼的时候，屋里灯火复明，只见堂前的桌子上端坐着一位身着戏装的漂完女子，那就是被从天上请下来的“神”。“神”发话了，说“共产党快完蛋了，蒋介石才是真龙天子”，她是被派来解救大家的。接着，还给几个人治了病。最后，有人大声喊：“快闭双眼，送神升天！”大家又像做游戏般的把眼睛闭上，灯又灭了。但张旗的眼睛却没有闭，他死死地盯着那个“神”，“神”从桌子上下来后，便头一低钻进了桌下的裙帐里。灯又亮了，众人在唏嘘中四散而去。张旗上前去一把从桌下拽出了那个漂亮的女子：“走，跟我到乡上去！”那女子浑筛糠，跪在地上这才告饶：“你我无冤无仇，请放我一条生路。”这时，一些散去的人复又返回，有人认出了张乡长，都跪在地上求情。张旗看着即是乡里乡亲，再说这女子也许就是被人骗来的，头还不知道是谁哩，便当场放了她，说“走远点，不要在我的乡上胡来！”没想到这一放却结自己日后也放出了一条生路……

接着，他听到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大约是土匪头目在商量如何处置他。终于，一个很权威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来：“今天，我们放你一马，但不准你再回去当乡长，到处都有我们的人，你一回去，我们就先杀你，然后再杀你爹娘老子、兄弟姐妹。”接着，又转身向众匪徒喊道：“听着，这家伙还做过一些好事，今天我们放了他，每人丢一个铜子让他在外边混饭去！”

随后，他就听见一阵马蹄声从他面前响过去，一阵脚步声也从他面前闯过去，每过一个人，都能听到清脆的“铛”的一声，这是钱币落地或者相互撞击的声音，这声音很动人，以至在将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他讲起来仍然是那么津津有味。

后来，他从地上将那些杂乱斑驳的钱币捡起来，那里面有钢板，还有银元，一数，整整一百三十枚。
马蹄声脚步声消逝在空旷的荒滩上，耳旁只留下了风声、水声，那水声很磅礴，很气势，使张旗觉得自己非常渺小。他试探着挣开了捆绑他的绳索，绑得并不十分紧。又试揉着揭下了蒙脸的破布，他发现自己所处的荒滩是一条大河的河滩，远处是那条大河的哗哗的流水，后来他才知道那条大河便是离他故乡几百里远的黄河，后来他才知道他在自己生命岸边留恋过的地方叫做靖远县靖安乡。

朔风刮过，太阳白得很惨淡，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望着河对岸那升起的遥远的炊烟，张旗感到了肠中的饥饿。他不能过河去，他伯那群恶人，他只得往回走，不知走了多少时候，他碰着了一个放羊娃，他打问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落脚的地方，譬如窑洞之类。放羊娃告诉他，北边的山上有个香山寺，大门朽了，房子还可以住人。张旗便顺着放羊娃指引的方向向香山寺走去，沿途，他用土匪们留下的钱换了些洋芋。

山并不高，不知这个“香山”的山名从何而来。寺在山顶，早巳破败。他在寺的庭院中用手刨了个土炕，小心翼翼地把那些剩下的银元铜板放进坑中，又埋上了泥土，然后走进大殿，生起了一堆篝火，一边取暖，一边烤洋芋吃。这时，张旗充分地感受到了人生的悲痛。怎么办？再回去当乡长吧，那些土匪和一贯道们又放不过他，而且还危及他的全家。干脆出家当和尚吧，上天已经在他命运的旅程上安排了一个香山寺，而且，香山寺也在最冷落最破败的时候遇上了一个俗名叫张旗的人，这不正是一种缘份么，这种缘份就是佛缘。其实。张旗在他十三岁离家出走时就在崆峒山上当过半年和尚，从那时起，他就迷上了佛、尤其是迷上了观世音，可惜，只半年，他就被暴烈的父亲拉回了家。现在，他需要香山寺栖身，香山寺也需要他的香火，他的念头刚—冒出，那深埋在心中的佛根便茁壮起来，对，出家！

我们没有理由去无限拔高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的思想境界，包括对他以后的生命旅程也是如此。他是怎么想的，就怎么做，做了就证明了他的一种存在，后人们无权去苛责前人们对于生存权利选择上的失误与否。
这是张旗第二次出家，第二次当和尚，第一次就是在崆峒山上。
后来，他下山买来了香火纸烛，买来锅碗瓢盆、香山寺从此又飘起了袅袅香烟。

就在这天深夜，天地一派漆黑，北风呼号。风声中传来了阵阵狼嗥，狼嗥声越来越近，最后野狼竟从破败的山门中鱼贯而入，在院中转起圈来。这时的香山寺的门还没修好，而且大殿的门也没修好，张旗对狼的行踪一目了然。万分恐慌中的张旗急忙拨亮了火塘里的篝火，又添了几根硬柴。篝火一下子旺了起来。这时，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壮胆，便拿起了木棍，一边敲着木鱼，口里念着“菩萨保佑阿弥陀佛”，一边用眼角的余光向院中瞟去。院子里，那十几只狼竟然都停止了游动，打头的开始支起前腿，坐在了地上，其它狼只也相跟着坐在了地上。—双双眼睛闪射着幽幽的蓝光。

张旗不断地加柴禾，不断地敲木鱼，不断地念“阿称陀佛”，狼群也就在那里乖乖地坐着，只是不断地将那幽幽的蓝光射进佛堂里，他们就这样僵持着，谁也没有进攻，谁也没有退却，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时候，领头的狼终于起身了，它大摇大摆地向大门外走去，其它狼也相跟着向大门外走去。有一只狼不知是睡着了，还是留恋这块佛土，仍然在原处坐着，没有动，领头的狼又回转身来，在它身上咬了一口，那狼发出一声“嗷———”的长嗥，拖着尾巴退了出去。看来，狼们的纪律极其严明。

以后的几个晚上，狼群都按时光临，不过，张旗再也没有原来那么害怕了，他只管敲自己的木鱼，念自己的“阿弥舵拂”，狼们则照旧地坐在院子里，有时还起来走走，胆大的还往佛堂门前走近几步，但都没有伤害张旗的意思。他想，也许这佛堂原来就是狼窝，他张旗是一个入侵者。不知道过了多少日子，大约狼们找到了自己的新家，再也没光顾香山寺，张旗反倒感到了一种空落和寂寞。

以后的日子他是常常下山的。买东西需要下山，提水需要下山，那一天，他来到一户人家借水桶，那家里有个二十条岁的年轻人，知道他是香山寺新来的和尚，便点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这儿的副乡长，以后有事，就找我。”还告诉他，最好先登个记，写个申请，以后还可以给他分点地。张旗急忙点头哈腰乡长乡长地叫个不迭，心里加觉得好笑，我正乡长都不顶一文钱，你副乡长算个啥！

日子就像那冬日的太阳，懒洋洋地走着，不过，冬天终于渐渐地过去了。又是一个注定要改变他命运的日子，大约是一九五一年清明节的前几天，他下山去买食盐，路过一户人家，突然听见屋里传来了哭泣声，爱管闲事的张旗停住了脚步屏息细听，哭泣声仍在继续，他推门走了进去。原来，那家的儿子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私自报告参加了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母亲知道后，正在家中哭闹。儿子一看母亲哭了，也没有了主意。张旗了解情况后，便说：“大娘，不要哭，不要哭，你儿子报了名也没关系。让我顶你儿子当兵去！”

“你？你一个和尚要去当兵？！”母亲和儿子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是的，不知他的那根神经突然兴奋了，新的念头便冒了出来。
“你一个和尚要当的什么兵?！”张旗去靖安乡找到了那位他曾经见过面的副乡长，说明来意后，那位副乡长也觉得和尚当兵是一件可笑的事。
经过张旗的再三请求，并说明了那一家的困难，副乡长最后有些动心了。“你是哪里人?谁个能证明你的清白呢?”
“我是静宁红寺人，还当过乡长哩！”张旗说。
“乡长？”副乡长惊疑地打量着这个外来的和尚。

没几天，外调材料过来了，原来，区委书记刘通政还在当区委书记，当他知道张旗的下落并要求参军后，并没有为难张旗，给他写了一个很客观的证明。
再后来，张旗又在接兵的人那儿将自己的年龄往下降了四岁，便顺利地“混”进了即将开赴前线支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记得，他是在一九五一年清明节那一天脱下佛袍，穿上军装戴上大红花离开靖安乡的。参军的光荣匾被送回了他的老家静宁。

他已经记不清出国赴朝的具体日子了。在他固执的记忆里，他们并不是雄赳赳、气昂昂地坐在火车上，坐在汽车上抑或是徒步从丹东的鸭绿江大桥上过去的。他只记得那是一个深夜，在敌人的饱火声中，在敌人的照明弹的照耀下，他们是踩着一条“浮桥”过去的，而且，那“浮桥”并没有在水面上，是藏在水下的，水下的铁链上铺着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木板，两边还有铁索栏着，人踩在木板上，就站在了齐腰深的水里，前后的人腰里相互都绑着绳子，扶着两边的铁索往前走。我们采访后查了不少资料，希望能证明他记忆中过的这条江不是鸭绿江，而是另一条什么江，但老人生气了：“是你们过的鸭绿江，还是我过的鸭绿江!”

一过江，便进入了美丽的朝鲜。战火中的朝鲜仍然显示着它的顽强的生机。到处都有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参天大树，遍地都是绿色，草也有一人多高，只是很少见到人居，见到的一些也是人去房空。一路上，他们多数在那些空房里生火造饭，可是总挨美国飞机的炸，而且炸得都很准，每次都炸翻了锅，虽然伤亡不大，但弄得大家都没饭吃，只好一个劲地挪地方，直到今天，他都一直在怀疑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或者朝鲜当地的什么地方隐藏着美国特务。
过江前，他正发着烧，是他从西北进入东北后不适应潮湿而寒冷的气候感冒了，按当时的规定，生病的可以留下。不上前线。出国前就有那么一个战土，为了不上前线，装疯卖傻，把大便拉枉自己的帽子里抓着吃，被留了下来。但张旗却隐瞒了自己的病，他当兵就是为了打仗，打仗就得上前线。他的体内还躁动着他的祖先的那种尚武精神，那种躁动的尚武精神需要战火的洗礼才能充分体现。他常常梦见自己和当年的爷爷一样拖着血淋淋的肠子在和敌人作殊死的搏斗。

总之，他当时觉得打仗就是一种过瘾。
张旗已记不清楚真正和敌人遭遇的战斗里是在何时何地打响的。那是一个小山头，可以望见敌人修工事修出的山洞口，他们要从洞口下通过，必须拔掉这个钉子。当时张旗已是班长，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班长，大小也是个“官”。共产党部队上的官总是在前面喊，“跟我来，不像国民党部队的官喊“给我上”。他们排担任主攻，他们先向洞里扔进去了几枚手榴弹，在硝烟中，立功心切的张旗便第一个冲了进去，洞里的美国兵早就撤了，地上扔满杂物，张旗在杂物中寻找到一只大号手电简和几枚手榴弹，出洞一看，战友们早就不见了踪影。为这事张旗对排长很有意见，他总认为是排长跟自己过不去。在刚进入朝鲜不久，他也被“丢”过一次，那天天亮时，刚通过一条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一处山洞，洞里铺满了干燥的乌拉草，还有从美国人那儿缴来的毛毯，洞顶上还挂着明晃晃的气灯，大家进去后，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为了躯赶疲劳，战友们都唱起了故乡的小调，张旗劳累过度。就靠在墙脚睡过去了。醒过来一看，洞内已经空无一人，他跑出山洞，追了好久，才在一个树林子里追上了自己的部队。这次怎么排长又把自己“丢”了呢?没奈何，他连滚带爬，来到山下，这时，美国飞机对山洞以及那个山头进行猛烈的轰炸，张旗惊出了一身冷汗：“好险！”

天快亮时，他才找到了排长他们。
张旗对那些爱捣鬼的人有种天生的仇恨。早在国内西北的高台县集训时，有一个炊事员为一件小事报复张旗，将他们班上应该分到的面条倒进了厕所，这事被一位姓李的营长知道后，把那个炊事员批评了一顿。后来，炊事员趁营长老婆坐月子，给他岳父送了去一袋面粉，然后又站出来揭发营长家吃多占，害得李营长被批斗。在批斗会上，张旗拍案而起：“李营长打过日本人，浑身伤痕，脸上还留有刀疤，一个老英雄还不抵一袋面粉我不干了！”年轻气盛的张旗为此被关了十天八夜的禁闭。因为这事，他的“张楞”的外号又从他的老家带到了军营。他知道，李营长是一个好人，几十年后张旗从台湾回来还到高台看望过那位一直任在西路军烈士墓旁的守墓老人。

枪炮声天天不断，战斗仍在遥遥无期地进行着。一会儿是前进，一会儿是撤退，一阵是我们打败了敌人，一阵是敌人打败了我们。
不知道那是一次什么战役，张旗他们蹲在战壕里，一天没吃东西了。夜晚来临，美军飞机像蚊子一样在天上飞来飞去，照明弹一个接着一个，地上亮得有根针都能看见。营长是个湖南人，他在前边小声问：“怎么办?我们在这儿等死？”最后他派出了侦察员。侦察员侦察回来说：“前边不远就是美国兵的仓库。”一听有美国兵的仓库，饥肠辘辘的战土们顿时来了精神，营长组织偷袭队、张旗第一个报了名。他拎着枪，提着一条麻袋出发了，所谓愉袭，主要是想去偷点吃的东西。

他们偷偷爬上去，剪开了敌人的电网，一切都像电影和小说中描写的一样，敌人的卫兵正在打盹，他们很顺利地干掉了那个倒霉的家伙，用工具撬开了库房门。库房里堆满了纸箱子，他们也认不得那些洋文，一律撕开看看，是罐头便扛上就走，一共扛回来十几箱，回到阵地，大家一抢而空。这时候，一直很少有笑容的排长总算是笑了一下说：“张旗，这回你算干了件大事，回头我们上报，给你请功。”

食品仍然不够，张旗又第二次向排长请战，他说他路熟要求独自一人再去“偷袭”一回。这一次就不那么顺利了，刚一冲过铁丝网，就听见警报声“呜哇呜哇”地响了起来。他一看，先打死的美国卫兵还在那儿躺着，张旗端着机枪不知往那儿扫。原来，对面山上美国兵团油库不知何故着火了，许多美国兵正跑去救火。张旗趁着一片混乱，钻进了仓库旁边的饭厅里。饭桌上摆满了罐头、烧鸡以及一些不知名堂的食品，他还没来得及装袋，便听见门外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他急忙钻进了桌子底下，让下垂的桌布挡住了自己。他看见进来的是一位美国兵，便一梭子扫了过去。敌人应声倒下，他才从桌子底下钻出来，不敢从门里出去，怕又碰见敌人，便从窗户里跳了出去。外边什么也没有，他胡乱朝远处仍了一颗手榴弹便朝来路上往回跑。

这次他什么都没有带回，但他那“一梭子”和那颗手榴弹却扰乱了敌营，一时间，仓库周围枪炮一齐轰鸣，美国兵自己和自己打了起来，“战斗”一直持续了好几十分钟。第二天营长知道了这事，不但没表扬张旗，反而批评他：“你这个张大炮，你这是瞎胡闹！怎么能一个人去冲敌营？”但他从营长严厉的口气里听到的却是一种爱护，他挨了批评，心里加是乐滋滋的。

那场战争对于张旗他们这样的士兵来说，是一种杂乱无章的混沌，留在他们记忆中的只是弥漫的硝烟、横飞的血肉以及永远也忘不掉的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寒冷和疲劳。

那是又一个夜晚，张旗们依然爬在战壕里，他们的处境似乎有些不妙，他们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敌人切断了，敌人好像完全掌握了他们。他们坚守着，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时间没有喝过水进过食，已经记不得有多少时间没有睡过觉，时间在恍惚中慢慢地流淌看。他们不能站立起来伸伸懒腰或向外张望，也不能大声说话，只是互相小声地传递着惟一的信息：“坚持！再坚持！”这时候的张旗大约真是有些恍惚了，他在回忆中一直坚持说他亲眼看见了夜空中从一架美国的大飞机中飞出了许多小飞机，接着，又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一颗颗炸弹从天上旋转着飞落下来。这时，谁也没有跑，谁也没有呼喊，战场上除了“轰隆轰隆”爆炸声而外，反到死一般沉静。开始，他们还知道双手捂住耳朵，后来干脆不捂了，因为捂与不捂都一样——他们的耳朵已经失聪了。轰炸停止以后，活着的人从深埋的泥土中拱了出来，互相木然地望着，那些没有从浮土里拱出来的便与他们永别了，当然没有告别声，也没有濒临死亡的惨叫声。这时候的战壕已经变成了平地，这时候张旗的两只耳朵和两只鼻孔都流着粘粘的鲜血，这大约是被震出来的。他挣扎着爬起来，想在夷为平地的阵地上走走——这时候他已经不怕被敌人发现了。一抬脚，脚下便感到软乎乎的，那是一只被敌人的炸弹肢解了的战友的躯体，再一抬脚，又踩上了粘粘糊糊的东西，那一定是战友流淌着的鲜血……他摇摇晃晃地向前走去，突然，“轰”地一声，张旗应声倒地，顿时，灵魂从他躯壳里飞了出来，不知道不还能不能返回去……
张旗没有死，他的灵魂又回归了他的肉体，他终于苏醒过来了，但他不知道自已到底昏迷了多少时间。

当他开始恢复了一点意识的时候，他却确信自己是真正地死去了，因为他眼前老是晃动着一群穿白衣戴帽的人，他从来没住过医院，从来没见过这种阵势。他想，那一定是为他披麻戴孝的。可是，没有香烟缭绕，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而且那一团团的白色老是走马灯似的游荡着。他又想，这一定是阴间的鬼吧。他是信佛的，当然笃信另一个世界里有鬼神。他似乎觉得自己曾大声喊过，那一团团白色又将他围了起来，他没想到鬼也和人差不多，也是能相互沟通的。

然而，他真的没有死。常在他身边晃来晃去的是三位南朝鲜女护士。也许是他第一次睁开双眼，女护士们叫来了一位会说中国话的黑人士兵，他和蔼地对病床上的张旗说：“你终于醒过来了，你需要好好休息。”张旗这才真真切切地知道自己还活着。知道自己大难不死，任何人心中都会涌起一股欢乐和庆幸。
但他这时还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由于病房经常有高鼻子大眼睛操外语的人进进出出，他还以为自己受了伤任进了苏联老大哥的医院里了呢，因为出国前，他们乘坐的就是苏联老大哥的十轮大卡车，“苏联老大哥”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直到有一天，一个穿军装的白人军官到他的病床前，同他来的黑人士兵说“这是联军少校××××”时，他才姻梦初醒，知道自已是当了俘虏了。

是的，张旗当了联军———实际上是美国人的俘虏，是美国士兵在打扫战场时把他从死人堆里“捡”回来的，他现在正住在南朝鲜战俘营的医院里。
医院里的多数美国人都不会中国话，那个黑人算是翻译，几个南朝鲜护土也会一些简单的汉语。一个长得很甜很甜的护士说：“你来的时候，浑身都是伤，血都快流干了，血管瘪了，打针打不进去，我们剖开皮肉才找到血管的。”

此刻，当了俘虏的张旗正一肚子气没地方出，一听说还切开了他的皮肉，从小曾练过拳脚的他当头就是一拳，把那个女护士打在了地上。
病房顿时像炸开了锅，张旗立即被五花大绑固定在了病床上。从此，这个医院这个战俘营里便多了一个爱骂人爱打人的战俘。他自己也没得到好果子吃，在那里，他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在采访他时，他指着头部说：“这儿，这儿，都是被他们打的。”我们一看，他的头部有好几处伤疤，一摸，都是凹凸性的，这颅骨都陷下去了，看来伤得不轻，但他自己也说不清哪一处是在战俘营留下的，哪一处是在战场上留下的。

其实，那位挨打的护士很冤枉，由于张旗住院时间长，她对这位身材高大的中国战俘格外照顾，甚至对他有点情有独钟。就在她挨打以后，也曾向张旗表示愿和他一起回中国。采访时我们曾问老人：“你就不怕那是敌人安排在你身边的特务?”“那么漂亮那么善良的女孩儿，就像观世音，不可能当特务”老人坚持女孩儿不会当特务。

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曾经有过一位姓吴的牧师常来到他身边，劝他人教信奉基督。他说他一生只信两个人，一个是观世音，一个是毛泽东。那位吴牧师却坚持不懈，希望能打开他这个花冈石脑袋。一天，趁他熟睡的时候将一本《新约全书》塞进了他的枕头底下，他醒来后发现了，把书扔进了院子里，结果又招来一顿毒打，还是那位吴牧师赶来救了他：“不信基督也没关系，你们为什么打人”就凭这点，老人至今都还惦记着那位好心的吴牧师，而且见了基督教堂或者基督教徒有一种亲近感。

他的伤基本痊愈了，离开医院以后，战俘营的日子就不好过了。由于他至死不合作，又爱骂人，他便成了刽子手们报复的主要目标，因此，他的许多日子都是在站不直也躺不下的禁闭室里度过的。

他曾和所有的战俘一起站在战俘营的大院里，望着自己的战友被挖掉眼睛，被割去舌头……望着那滴落的鲜血，他的心也在淌血。
他曾经多次地陪过杀伤，那常常是把他们带到一片树林里。开始时，枪响了，周围的战友倒下去了，他也跟着倒下去了……倒下去后才发现自己并没有死，而且又被带回了战俘营。久而久之，他也成“老皮”了，枪一响，周围的战友倒下了，他仍然可以站立着……
战俘营里死人是常事，有时出去上厕所就没有再回来，有时在通铺上睡了一晚上才发现身边的人已经僵硬了。死了后能囫囵被抬出去，那算是幸运的。有的人死了后被敌人浇上汽油。烧成灰，还让战俘们动手把灰全部扔出铁丝网外，才叫大家回牢房睡觉。
敌人总以为他是个共产党的什么大官，因此，一次次地审问他。开始，照例是姓名、年龄、籍贯、部队番号之类。

“你在那边当的什么官？”最后才进入实质。
“我当过乡长。”张旗回答
“什么乡长、保长！我们问你在部队的职务。
“班长，临时被指定当过排副。”
“一个共产党的乡长，到军队才当个班长？你的话鬼才相信！”敌人认为，一个乡长在部队上起码也是个营级干部，便认为他不老实，不老实就上刑，就灌辣椒水。他的两颗上门牙就是夜战俘营受刑时被撬掉的。经过不断的采访以后，我们也一次次地反问自己，张旗不但嘴硬，骨头也硬，为什么敌人没有对他实行挖眼、割舌，或者干脆一枪崩了呢?大约刚一开始，敌人还以为他“有来头”，可见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情报；后来也许发现了他并不是那种料，但他的打人骂人多数是为了打抱不平，或者一时的冲动，这种打抱不平，这种冲动，目的性并不强，政治性也并不强，对他们的危害也就不大，这大约是敌人给他留了一条命的原因所在。

最让战俘们愤怒和屈辱的是在押去台湾前强行在他们身上刺上反gong口号。“你们不会不让刺么？”采访时我们问。
“不让刺？！你说了能算？差不多都是被强迫的。我也反抗过，几个人压不住我，后来他们用电棒在我头上击了一下，我便昏过去了，他们想刺什么就刺什么。你们看”老人又像在“鉴真轮”上一样拥起了佛袍的袖子，前臂已经斑痕累累，墨刺的字早巳模糊不清。那是他长年累月用各种金属工具“修理”的结果。
“还有人说是我们自己主动刺上去的呢”老人气愤地说着，解下了佛袍，双肩上“消灭共匪，反gong抗俄”八个大字还历历在目。“这儿，这儿，我自已能够得着么？！”

是的，自己给自己刺上去绝对够不着，再自己给“修理”掉也同样够不着。老人的诉说嘶哑而悲愤。历史，为什么不给屈辱地生活着的人们多一点空间呢?
他同样也记不清离开战俘营具体日子了，时间概念在和善老人的心中已变得并不重要了。他只记得那天天气晴好，他被几个身强力壮的家伙绑在担架上，抢上了汽车。然后又抬上了飞机。

飞机起飞时天已经黑了。机上有好多美国人，空中小姐也是美国人。一位空中小姐见他躺着，过来掀开了他身上盖的毛毯，才发现他是被绑在担架上的。他真切地看见了那位空中小姐眼里挂着泪花。后来，她又拿过一罐罐头来，一勺一勺喂他。
不久，机上有人喊，东京到了。他从窗户上望出去，只见黑沉沉地地平线上一片通亮的灯光。

可能是为了加油，飞机在大硫球岛上降落，并停了三个小时。从大硫球机场起飞后，飞机颠簸得很厉害。有一阵子，飞机猛然下沉，喇叭里响起了“不要惊慌，不要惊慌”的喊声。当时他真希望飞机能一直沉下去，沉入海底……可是不一会，下沉的飞机又升了起来。
早晨，到达台湾松山机场后，他立即被一辆吉普车接到台北新北陆军医院第一分院。名义上是医院，实际上是监狱。进了一道门岗，又进了一道门岗，再进了一道门岗，最后来到了一排窑洞式的建筑物前。后来他听说，这里面关押的多数都是政治犯，许多人是硬给带上了“通共”的红帽子，还有不少死刑犯；见了张旗，他们都高喊：“英雄来了！英雄来了！”

张旗十分吃惊，不知道犯人们为什么称他为“英雄”。后来，他问一位年长的犯人，长者说：“南朝鲜送你们志愿军几万几千人，只你一个坐了牢，你不是英雄谁是英雄！”
是的，只有张旗一个人坐牢，为什么呢？原来，台湾方面仍然怀疑他是个什么“大官”。
刚开始，他住的是“单间”，对他也还算“文明”，房间里有床，有被褥，还有马桶——当然不是抽水式的。
每顿都是一碗面条，有时还放丁点水果。刚到的第一天，给他门前放的是一只小香蕉，他拿上就往嘴里塞，惹得其他牢友哈哈大笑：“英雄吃香蕉也得剥皮呀”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吃香蕉。可惜是在台湾，而且是在台湾的牢房里，他是连皮吃下去的。
审问开始了，又是姓名、年龄、籍贯、当过什么官……
当过乡长、班长、代理排长……
那些人仍然是不相信。不相信便有张旗的苦头吃。
自从审讯开始，张旗的日子就再也没有好过过。
大约是半年以后，他的号子里又进来了一个人，开始，他还以为是来监视他的；后来才知道，此人姓郭，原籍是安徽人，曾在孙立人手下干过，是个副营长，他想炸死蒋介石未果而被抓进来的。
他说：“你不要提防我，我是个死刑犯，现正在磨命哩。你还可以出去放风，我连风也不让放。”
张旗这才放下心来。
姓郭的营长进来时身上还带了一些钱，常常叫他在放风时托外边的牢役给买点吃的东西，有时还叫捎一份报纸。张旗说：“都快死的人了，还看什么报纸?”
郭营长说：“看报纸解解心慌哩。”

几十年过后，他返回大陆后还向有关部门打听过这个人，听说这个人后来没有被抢毙，还活着，仍然关在监狱里。
监狱有个姓白的“院长”，老家在安徽，是个回民，人很不钳，常劝他：“张旗，以后你的脾气要改改，有机会我会帮助你的。”
而另一位姓黄的福建人就十分可恶，他常常当着张旗的面咬牙切齿地骂：“共产党这会子完蛋了！”
张旗也不示弱，便和他对骂：“狗日的，你就是把十个张旗整死了，共产党也完蛋不了，我当过共产党的乡长，还不知道这点！”
从此，张旗每逢碰到了那位姓黄的家伙就主动上前挑衅着骂，接着是对骂，再接着就是张旗饱吃一顿皮肉苦。他被折磨得实在不行了，在牢友的指点下，他开始装疯，他的疯相只是骂人、什么人都驾，骂来骂去他自己也觉得过瘾了，便收起了疯相。
台湾方面大约查出了他并不是什么“大人物”后，使把他送到了另一座监狱。这座监狱是日本人占领时期修建的，号子低得抬不起头，窄得伸不开腿。它坐落在台北松山的虎林衔。有一位姓吕的牢役对他很不错，在放风时，常让张旗到他房子里去坐坐，还自己捐钱给张旗补上了在南韩时被撬掉的门牙，并私下里劝他：“你不要再骂了，要多说国民党的好话，这样才容易出去。”另一个狱医也不错，常常说张旗有病，没到放风时也让他到院子里转。狱长是个老好人，遇事绕着走，看见张旗在院子里便装看没看见，有时还点头又匆匆走过去。

这里对张旗看管越来越松，他终于抓住了一次机会，在一个漆黑的晚上他偷偷从大门里跑了出去。他翻山越岭，他跨沟过河，他跑呀，跑呀，渴了挥一口漂水喝，饿了，偷摘点田里的瓜果蔬菜吃。不知道跑了多少时候，他毫无目的地跑进了人烟稀少的脚板山，但这儿也收到了通缉令，人越少越好抓，他终于被人逮着送进了当地的警察所。这时，他才知道自己逃离监狱已经一周了。
警察所所长的老婆和女儿都不错，双双求情让所长放了他。所长当然没有那么的胆量。所长老婆又转来过劝张旗：“好好回去，好好坐牢，再不要跑了，到一定时候他们就会放你的。”说完，还给他端来一大碗面条让他吃。在押送回去的路上，所长对他说：“我给你个面子，今天不给你戴镣铐。”
这时的张旗心中很悲凉：偌大的一个台湾岛竞然没有我藏身的地方!他想，回到牢房免不了要受折磨，不如一死了之。
在路过新店附近的一座钢丝吊桥时，他竟然一点也没有犹豫，一下子从桥上跳下去。
当他又重新睁开双眼时，他已经躺在了床上，人们把他从河里打捞上来，救活了他。

“老乡，”你把我给害了。”警察所长忧郁地说。这时，来接他的监狱的看守已赶到，所长掏出了身上所有的钱，递给他：“只有二十几元，都给你留下。好好活着，不要自杀了。”
他又被送回了虎林街的地牢关了禁闭，从此，他失去了以往的一点仅有的自由。那位姓吕的牢役见了他，笑了笑说：“这下麻烦了，我也麻烦了，你也麻烦了。”越说越有点恼火，“我把你看成个老实人，没想别你的骨头还是共产党的。”

张旗没有吱声。事情越来越明了，张旗并不是一个神秘的角色，他在监狱里的“突出表现”是除了驾人还是骂人。当然，偶尔也还“展示”一下他少年时练过的拳脚。总之，在他身上并没有什么油水可挖，便把他送到了另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张旗在这儿干一些打扫卫生活的琐碎活儿，活儿脏一些，累一些，也相对自由一些，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接触收音机。那一天，他从同室的牢友那里借来了那玩艺儿，一个人跑到山上，调呀，调呀，终于调出了大陆的对台湾广播电台，那声音使他异常兴奋，那声音使他异常亲切，他毕竟当过共产党的干部，一听到了那声音，就像干柴遇了火星，一点就着。当然，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电台里天天讲的“解放台湾”的话题，这话题给他无以无尽的想象和希望。

有一次，电台上这样地说：“你们说他是自愿到台湾去的，为什么他还要跳水自杀?”他听了大吃一惊，这不是在说我张旗吗?也许不是在说我，但也一定是在说押到台湾的其他和他经历相同的人，反正，这说明在台湾有“自己人”在活动，也许他们就在我张旗身边。管理越来越松，他们也可以请假外出，因此，他常常在人多的场合中故意说一些共产党的好话，说一些国民党的坏话，想让自己身边的“共产党”知道。可惜，张旗太天真了，他那么做，周围那些人都笑他是个痴子，真正的共产党也不会轻易的相信他。

在那段日子里他常常爬上台北至新店的火车，既然是爬，那当然是不会买票的，他也没有钱买票。列车员拿他没办法，车站拿他也没办法。而且，在一个叫万化的小站，他还认了一个“老乡”，哪个“老乡”是站长，其实，他老家是在陕西，陕甘一家嘛，反正讲起话来有一股乡音。平时查票，“老乡”总是点点头让他顺利通过。有一次，他在火车上，“大放厥词”，大骂国民党。这时，一个“很有身份”模样的乘客走过来。让他“站起来”，张旗当然没有听他的“命令”，于是，他们便对骂，后来又撕扯在一块，一直撕扯到万化车站，那人要拉上他走，又是那位老乡站长来给张旗解了围。
苦日子就那么熬着，许多人都从这儿出去了，而张旗却没有，他的嘴害了他，他不会“曲线”救目己，他不会委屈求全，那么，他就只好熬着，熬着……终于有一天，他又碰到了一位好心的老乡，搬“精神失常”的名义把他保了出去，把他送到了桃园县的一个什么“辅导中心”。那个中心什么也不辅导，天天去砖厂拉砖，美其名曰培养技能，三个月后，便让他们出去“就业”。张旗不懂哈叫“就业”，便问，答曰：“自个出去挣钱去！”
台湾是富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自个儿挣钱去”，谈何容易。张旗文化不高，又没有一技之长，在监狱里还有人管吃管住，出来了，饭碗也就自然没了，就是穿的衣服，也是好心人送给他的，不然，在那个“无限自由”的小岛空间里，张旗只能穿着蓝色的囚衣过日子。

首先得办个身份证，需要证明人，需要担保人，他只得去找一个和他一鲜从南韩过来的人。听说那个人在朝鲜战场上是志愿军的一个营长，而且在国内解放战争中，他原来是国民党军官。他不断地投诚，从国民党投向了共产党，到了台湾，又从共产党投向了国民党。张旗本来很看不起这种人，但为了找活干。为了办身份证，只好去找他。见了朝鲜战场上的战友(其实他们原来并不认识)，那人倒很热情，很快就把身份证办好了。
没有地方住，一到晚上，旗便满街上转，他转到台北的新公园里，看见不少穿着比他气派得多的人都在这个“露天旅馆”里住。他也就心安理得地住了下来。他学一位“军官”模样的人，在台阶上铺了报纸，合衣躺在了上面。几声呼噜便把他送进了梦乡，谁知天亮一起身，才发现自己原来是光身子躺在地上，衣服和裤子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剥走了。这绝不是恶作剧，这实实在在是一位穷急了的人的杰作。张旗无奈，只好到垃圾箱里去捡了件破衣服遮住了身子。白天，便躲进公园里的防空洞里，等着天黑，他才从防空洞里钻出来，到附近饭店门口的泔水缸里去捞点残渣剩饭允饥。后来，他从垃圾箱里找了罐头瓶子，把没吃完的“余粮”装进瓶中，拿回防空洞里作为第二天的“干粮”。

那时候的台湾并不很风光，讨饭的穷汉到处有，所以，张旗也就并不显得孤独。不久，防空洞里又出现了两个新伙伴，一个自称是大学生的东北人，还说他当过“记者”，不知为何，如今也流落街头。还有一个山东人，叫林玉山，原是国民党部队的一个士兵，因站岗打瞌睡，被勒令退伍。这个林玉山很快就了业——找到了活儿于，临别时他劝张旗：“老弟，以后再不要说自己是被绑来台湾的，你就说是自觉自愿来的。”
被日子折腾得面目全非的张旗在这位好心人面前再没有嘴硬，不住地点头。

有一天，在中央党部干活的林玉山的上司要请客，贺一位长官的荣升，很大，临时人手不够，林玉山便对他的上司说：“我有两位朋友，闲着没事干，不可以叫来帮忙？”
这样，张旗便和那位自称是记者的东北人走进了国民党的中央党部。那位上司姓张，叫张宗贤。张宗贤看着满面污垢、烂衣裹身的张旗，眉头不由一皱，旁边的林玉山连忙向张解释，并述说了张旗的遭遇。张是行伍出身，对当过兵的人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心，忙打开自己的箱子，扔给他几件衣服，还从口袋里掏出五元钱：“快去洗个澡，理个发。”
张旗抱着衣服出来，心里想：“这就是’就业’吧，我就业了！”心里那个乐劲就不用说了。

理发店里的老板很不情愿侍候张旗那一头茅草般的乱发，勉强走到他跟前，推了几下说：“你满头的沙子、石子，打坏了我的推子，我收你五元钱划不来”。
张旗苦苦哀求：“我要就业哩……我要就业哩……。
老板只好用剪子把他的头发草草地剪了几下完事。

张旗通过那次“请客”便住进了中央党部，一住便住了下去，每天打扫卫生，管两顿饭，还发五元钱。他五大三粗，干活干得快，干完了就和林玉山一块到街口去游逛。但好景不长，有一位小个子的四川人总看他不顺眼，给上头打了小报告：“把个共匪放在我们党部，还成天在外边胡逛。像话么?”
这样，张旗的饭碗就被砸了。中央党部有位张秘书很同情张旗。几天后，便把他介绍去给一位太太蹬三轮车。那时候的台湾小轿车还没普及，下层的官员和身份不是很显赫的太太外出兜风或办事只能坐三轮车。张旗力气大，蹬上车子又快又，再加上那位富太太每天外出并不多，双方都十分满意。这便是张旗的第二次就业。

地球原来很小，冤家往往路窄。那一天，张旗蹬上车在路上又碰上那个四川人，谁知那位四川人还认识他的主人，四川人便对他的主人说：“你不怕共匪把你蹬过沟里去?”
他恨透了那个四川人，真想上去捏死他。
就这样，张旗又很快第二次失业。
那位张秘书真是个好人，知道张旗的情况后，又到处给他找工作。最后，张旗辗转来到了台中县东势镇的大雪山上修公路。在山脚下，姓杨的大队长知道了他的身份后便训道：“你坏事做够了?”
张旗学不了，他没有啃声，只是瞪圆了大眼看着队长。大队长也再没说下去，让他住下，第二天背袋米上山。
山很高，背上米的张旗一直走到天黑才走到了工地。修路助工友成分很复杂，里面有很多死狗二流子，张旗一走进工棚，工友们都用怀疑甚至仇恨的眼光看着他。
“我是甘肃人，这儿有甘肃人么？”张旗首先发问，喊声如雷，大伙儿一看，这是一条汉子。
没有人啃声。

“我是从牢里出来的，兄弟们多关照。”张旗把手一拱，给大家行了个见面礼。
那些死狗二流子一听。这角色不是个省油的灯，便没有对这个新来的人做任何手脚。
过不多久，周围的人都知道了张旗的底细：原来他是个战俘呀！战俘战俘，战俘兵一个！便开始欺侮他，先是指桑骂槐，而后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袭击。这时候的张旗已经有了一些修养，他忍着，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有一天。一块大石头挡道，大家上去撬也撬不动，推也推不动，张旗不动声色地走过去，一抱就抱了起来，大儿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从此，想给他找岔子的人都突然变得乖了起来。

那时候的台湾还真的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修公路的工地也是如此，生活条件差，工作条件差，安全条件更差，工友们大多没经过什久训练，基本上是一群乌合之众。张旗刚上山时，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伤亡。所以，装药放炮这个活谁都不愿干。炮眼打好了，谁也不愿上。张旗不知道天高地厚，他主动要求去试一试。他成功了，而且一次次成功了。从此，张旗的这个分队里再边没死过人。姓杨的大队长从山下赶到山上来，拍着张旗的肩膀问：“你在共产党的爆破组里干过？”张旗笑了笑，一笑就笑来了个分队长，是杨大队长当面任命的。

从此，张旗便被上了笼头，没人干的苦活儿，他去，没人干的危险活，他去，有一次，要在悬崖上放炮，他用绳子把自己吊在崖顶的一棵大树上，并选好了躲藏的地方，谁知饱声一响。整个崖头塌去了大半，还好，那棵大树还孤零零地立着，飞舞的乱石居然也没有把张旗击伤，他悬悬地吊在半空中打秋千。
大家谁也没想到张旗还活看。这一炮炸红了，也把张旗“炸醒”了。他越觉得这不是人干的活儿，他决定离开工地。
从上山那天算起，他在大雪山修路工地上整整干了三个月。

时间已经推移到了难忘的一九六O年。那时候的大陆正在举着“三面红旗”饿肚子，张旗在台湾也难吃到饱饭。这时，他心中的那株佛根又开始萌动了。他看透了世事，发现谁也救不了他，还是菩萨能救他，那一炮他大难不死，不是菩萨保佑他么?
从大雪山上下来，他来到一座水塘跟前挖沙子，在河滩上挖沙子的多是些劳改释放人员。大家相见，没有笑容，也没有仇视，各人干各人的话。晚上，他独自躺在一座涵洞里想自己的心事，他发誓要建一座观音寺。于是，他开始省吃俭用，他开始平整荒地，他开始筹备木材。那河滩常常发洪水，上游常有木头从激流中飘下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从激流中打捞木头，然后病人解放板材。
一天，来了一位化缘的和尚，他一看，真是葫芦滚到瓜地里——“投了圆(缘)了，便高兴地说：“是不是观音菩萨派协找我来了?”
这位化缘的和尚后来成了张旗在台湾出家后的第一位师父——观妙法师。他们相约，待观妙法师在外边觅到地方后再来找他。
盼星星，盼月亮，这一天终于盼来了，观妙法师领他来了，把他领到嘉义县民放乡的一片荒地上——那儿便是他们未来的寺院。
从此，张旗便走进了另外一个世界。

从此，张旗便开始不叫张旗，他有了一个属于他的另一个世界的新的法号——释会善。
从此，观妙天天外出化缘，会善在家平地。先修起了一条小路，再盖起了一座茅草房。他们住在茅草房里，会善向师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政治犯，师父怕不怕?”他怕自己那些叮人的经历会影响了师父的“前程”。没想到师父开口就骂娘。
“妈的个x，老婆跟别人跑了，儿子也走了，老子还伯什么”师父原来也是个国民党的“干部”，在一个火车站当站长。蒋介石逃到台湾后，民不聊生，站长的老婆也跟人跑了，站长一气便出了家。
“我们即是苦命，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一起干。”师父说。
台湾的庙宇很多，和尚多，香火盛，人们都愿意行善积德，烧香拜佛。他们在山上一共募来了七亩地。
山下一家理发店遭了火灾，老板将房屋拆了，把木料全送到了修庙的工地上。
一位阎姓居士也送来了七千元钱，在当时是一笔很不小的数字。
他们请了一位木匠是日本人，这个小日本也是个佛教徒，到工地一看，说：“你们这么小打小闹，糟蹋了这个好地方了。”不几天，他从山下领来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太婆，据说她曾是日本提督的小老婆，当小老婆并不妨碍她笃信佛教。既然是那种身份，朋友就多，缘就好化，不到两个月便化来了五六十万元，还化到一些钢材和水泥。
有一位姓林的商户又捐出了五十万元，还亲自把自家的两台推土机开上了山。这下可热闹了，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用现代化的技术用现代化的材料，以现代化的速度建设着。

大殿建起来了，地藏殿建起来了，一些辅助的设施也建起来，桥也架起来了，路也修通了。从此，这座无名山便有了名，叫八仙山，山上的这座寺叫宝林寺。开光那天，信男信女满山遍野，游人如织。会善他们支起大锅运饭，免费开斋。
会善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
在山上，观妙经常给人相面，会善也在旁边帮看看，还帮看收钱。有时，他看到一些穷人可怜巴巴的样子，便自作主张把费免掉，师父很不高兴，说：“会善，你还吃不吃?”会善一听自己又闯祸了，便很自觉地离开了宝林寺。
会善成了游方和尚。他在台湾的各大寺院挂单，念经混饭，其中在基隆寺十方大觉寺挂单的时间最长，一挂就是三年。游来游去也不是个办法。他便来到台东县的长滨乡梅滨，他决定在那儿修一个观音洞。他的诚心和苦心感动了一位办砖厂的人，答应给他赊砖建寺，一年还帐也行，两年还账也行。就在他的观音洞快要落成的时候，一天，来了一位“闲人”，对会善说：“你这个和尚当得好呵！”会善一看来者不善，便一肚子的气：“好***蛋，好了，让蒋经国来当！”

没想到第二天蒋经国真的来了(至今，他仍然怀疑那位“闲人”是个情报人员)。当时他并不认识蒋经国，也没想到蒋经国会光临他的观音洞，只见来人很随便，穿着也随便，除了两三个随行人员而外，没有前呼后拥，更没有戒备森严。来人很和气地问了他的经历后，又问道：“你觉得蒋经国这人怎么样?”
这一问引起了会善的警惕：此人莫不是来摸情况的暗探?会善便多了一个心眼：好汉不吃眼前亏，便说：“那是个好人，在江西干过，在上海也干过”。那人满意地点了点头：“你靠什么生活？”
“化缘。”会善说。
“国家没给？”
“没给。”
所谓“国家给的”是指对南韩去台湾的“反gong义士”每月发的两千九百元的生活补贴。会善不当“反gong义士”，便没有他的份。

随后，来人叫随员给他们在观音洞前留了影。第二天，那合影照片出现在了报纸上，天爷！那不是蒋经国么！他才知道那天到观音洞看他的是蒋经国。
后来有人通知他，让他每月可以拿上身份证到邮局去领两千九百元生活补助费。
会善万万没有想到当和尚也会当到监狱里去。
那时，台湾法制渐渐健全，什么《森林法》、《环保法》大约都已相继出台，可是会善不懂这些，他只知道修庙行善念经。后来来到台湾嘉鱼县的紫竹林，听人说那儿有一片公地，他便在那儿开山伐木，一边修庙，一边种橘。橘园已经开了二十来亩了，橘子树也长了一人高，快要挂果了。这时，他被人告了，说他破坏森林。会善不服，警察去抓他时便和警察打了起来。上了公堂，他又和法官对骂。法官说：“你不要骂人，我和你一样，也是个混饭吃的，但你小腿拧不过大腿。”给他戴上手铐，他用劲别开了，一个不行，就给他拷上两个。
于是会善从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变成了一个囚徒。

他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故土，终于回到了那荒凉而又令人心醉的黄土高坡，他终于回到了他心中的圣地崆峒山。
世界进入八十年代，亚洲“四小”早巳腾飞，台湾人的生活已今非昔比。平民生活步入了现代化，和尚的生活也步入了现代化。但现代化的生活拴不住会善的心，他的根本在大陆，他的心系着大陆，大陆改革开放的风早已吹遍全球。会善知道，自己回去虽然不会成为英雄，但也不至于当作叛徒，到大陆这边，不会有太大的阻力。

那一年，会善认识了一位姓许的商人，许姓商人全家都信佛，他本人就是会善的徒弟。皈依佛门并不妨碍他生意的红火，也不妨碍他思想的进步。许先生十分赞赏大陆的共产党，尤其赞赏改革开放后的共产党，他在生意上曾多次和大陆打过交道。当他知道会善心中的想法以后，便说：“师父不要急，让我来给你想办法，多则一年，少则半年。”
结果，没有用上一年，也没有用上半年，只用了两个月，许先生便把一切都办好了。
这便是那个难忘的一九八七年，九月，是会善法师诞生人间的月份；九月，他又将在自己的故土上第二次“诞生”。
晚上，他住进了台北的一家旅馆，心快要从腔子里蹦出来，他太激动了，不着，便侧起耳朵听过道上来回走动的脚步声，他似乎觉察到了什么问题，警惕地翻起身来，看是否有人跟踪自己……后来，自己又哑然夫笑，笑自己还停留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上。
天亮了，许开车来接他，亲自把他送到了桃园机场。直到飞机飞离那座孤岛地面，他那悬着的心才款款地落了下来。
然后他出现在日本东京的中国大使馆里，然后他出现在神户至上海的“鉴真轮”上。
然后他成了上宾，频频出席故乡为他组织的各种宴会。
然后……然后他就上了崆峒山。

上山前，他在地区相招待所里苦苦等了四十多天，等待看一级一级的上报批文，批文终于又一级一级地发了下来：同意会善法师上山，暂住崆峒山莲花寺。
会善一想，出家人，有个什么地方就行了，没想到山上去一看，这莲花寺原来个废寺，四壁透风，据说十多天前这里还停过死尸；而且，还常有上山采松子的农民把毛驴拴进来。
会善在这儿实在过不下去了，便又下山去了平凉城，恳求管理人员给他一块地方，他自己要建寺。
好心的道教协会的老会长给他指了一条路：“山下有块地方是你们佛门的，百多年前是个观音庵，你何不到那儿去落脚。”
于是，会善便来到了昔日的观音庵。“人前一句话，佛前一柱香”。他决心在这片废墟上为观音菩萨建一座体面的大殿。
心诚的会善在台湾修了多半辈子寺庙，修了一座又一座，现在又修到大陆上来。
地不平，他首先得平地。挖土开石他都自己干。这时他已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不过，他是一位苦行憎，什么苦他都能吃。没有资金，他只好出去化缘。

这时候会善又收了一个徒弟叫通慧。通慧和他一起南下广州。在广州光孝寺，年轻的当家和尚当即给了他一千元。这笔钱是一颗佛门中人的心，他没敢怠慢，揣在怀里，不住旅社，夜夜住在火车站。这师徒的行动感动了那些先富起来的广州人，几位后士把他们接进家里，相邀着给他们募款，并最后把他们送上了北去的火车。
回到崆峒山半个月，广州那几位居士居然也追到了崆峒山来，住在简陋的土房里，七八个人挤在热坑上过夜，她们被会善法师的一片诚心和苦心深深地感动了。她们一回到广州，就凑了四万元立即寄往崆峒山。
艰苦的馅建工作又开始了，会善不怕，在台湾修庙时，什么苦他都过。开工不久，一只美丽的白鸽突然从天空中落下，落在小菩萨殿上，一直不愿离开。会善认为他是观音菩萨来，帮他修大殿的神鸟。从此，他天天给它喂食，心伺候它，他们之间似乎成了相依力命的伴侣。一直到大殿完工。那天，会善法师下山进城，临走忘了结它喂食，回来时，他的白鸽便飞走了，听人说，它是向着东方飞去的，那时的天空正升起一朵样云。
他一直后悔地叼念着：“我怎么就忘了结它喂食呢！”他把这事当成了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其实，会善师父大可不必力此事遗憾，那神鸟飞来和飞走都是自有它的道理的。

神鸟飞走了。几年来，几乎熬干了会善法师的最后一滴心血，一座金壁辉蝗的大殿终于屹立在崆峒山麓。
我们最后一次采访会善法师是在虎年岁末。腊月的寒风早巳褪去了崆峒山上的翠绿，山下的崆峒水库已经干枯了，所蓄的水大约已经难以掩死不会游泳的人，许多年前那种碧波荡漾的风景已经不复存在。老式吉普车穿过坝顶，沿着极窄的旁山险道行进了十几分种，终于抵达了崆峒山前山山脚下。
我们见到会善师父的时候，他正患着重感冒，嘶哑着嗓子坐在观音阉大殿门前念经。望着他那副病容，我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打搅他。
老人已经七十五岁了，回归祖国，上山已经十二年。十二年的风雨岁月和他整个一生一样，都使他刻骨铭心永远忘不掉。

刚回到大陆，他的家乡几乎掀起了一个“台湾和尚”热，记者来采历，作家来“深人生活”。——窝蜂，很快就过去了。穷亲戚们也不断朝他这位“台胞”奔来，最后发现他原来是个穷和尚，便又远他而去。
使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大陆人对于台湾、对于财富、对于金线的崇拜。回来那阵，他走在街上，几乎所有的人都问他：“台湾那么富，你回来干什么？”他听到后，万分心酸。

刚上山时，为了修一个栖身的窝棚，他化缘化到了一块门板，顶在头上从平凉城里往回走，大街上的人都朝他指指点点，说他是疯子。
那是一个炎热夏日，崆峒山上来了一群外国游客。他们从银川包车过来，是一群生活还没有自立的德国留学生：车要从崆峒山返回时，司机“罢工”了，他要每个乘各再交一笔费用，汽车才会往回走。那些并不富裕的留学生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时，围观的人很多，没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然而，会善师父站出来了，他吼声如雷：“那个王八羔子敢在这神山圣土上给中国人丢脸，我今天就叫他爬着下山！”望着会善师父那一身正气司机心虚了。后来，山上的警察过来干预，旅游车才乖乖地开下了山。
这是“疯子”释会善。

他一生念佛，一生敬仰毛泽东。如今，他住房内还挂着毛泽东的画像，书柜里还安放着毛泽东的塑像，他曾化缘到过韶山冲——那是他在心埋藏了几十年的心愿。这些行为似乎有些古怪，有些不合时宜，有些“疯相”，但一个人的信仰，谁又能因此而厚非呢！
一个人难得一种虔诚，一个人难得一生的苦难，那种虔诚那种苦难恰恰成了会善法师生命根致的最好的注脚——佛缘。

愿人间再多一分善良。
愿人间再多—分理解。
阿弥陀佛！